张永生|城镇化: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
作者
张永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城镇化:生态文明视角》。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程之一,这个没有异议。但是,现在我们关于城镇化的认识以及长期信奉的理论,可能并不是那么可靠。我想给大家先举一些例子,说明我们在理论和政策上,可能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01
问题的提出
现在人类发展遇到最大的问题之一,可能是环境不可持续。谈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说,我们现在70%的环境问题都发生在城市,所以我们只要将城市的环境问题搞定,就可以解决可持续问题。但是,城市环境问题不只是个城市问题,背后是发展模式问题。如果不改变背后的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就很难解决城市里的环境问题。现有城市的模式,很大程度上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城市承载的内容及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工业化逻辑来组织的,而工业化的组织逻辑,同生态的组织逻辑、社会的组织逻辑有很多不同。这就会产生一定的冲突。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城市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例子,我们现在讨论城市问题时,很多都是从给定工业革命后已有的城市出发。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思考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不只是从已有的城市出发,更是要回到为什么会有城市这个问题。城市的出现是为了更有利于发展,或获得更高的福祉。城市问题,是在不同发展内容和约束条件下的一个关于发展的组织方式问题。城镇化只是一个手段,当你发展的内容和约束条件变了以后,它要求的城镇化模式也不一样。
第三个例子,与前面一个相关,即城镇化是不是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傻。城镇化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大规模的城市化,却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在农业时代,如果人口大规模地聚集到城市,这其实是反生产力的;在工业时代,当人口聚集到城市时,它会促进到生产力。因此,城镇化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正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和绿色时代,整个发展的内容和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个时候,能否按照工业时代的思维线性地外推我们未来城镇化的模式,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例子,关于城镇化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是工业化。我们知道,在城镇化理论里,我们可以用工业化模型去内生工业品的种类数,但城镇化是关于工农业结构变化的问题,不只是工业品种类数增加及厂商的location选择问题。在经济学里,资源配置的分析都是在给定偏好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变化一定要有内生偏好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它很难得出工农业部门劳动力变化。工业部门生产力提高,更多的只是降低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却难以改变整个工农业之间的需求偏好,以及由此决定的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配置。所以,在理论上,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第五个例子,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是不是一定能够带来更高的增长。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先不讲规模经济概念和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概念的本质区别。即使在基于规模经济概念的理论中,结论也不是那么可靠。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理论上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小人口规模和高交易效率的经济体,它的增长和效用会高于一个大人口规模和低交易效率的经济体。如果两个经济体有不同的偏好,一个小人口(经济体)有可能高于大人口(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这个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你可以说,在统计意义上,大城市的人均GDP会更高,似乎城市越大越有利。但是,这种结论可能似是而非。GDP并不代表真实效用。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层级结构是在市场中形成的,而大中小城市的真实效用差距,并不是收入反映的那么大。如果只是对人均GDP和规模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大城市永远高于小城市的人均GDP。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yes或no的问题,背后涉及到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我想这些争论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实践方面。现有城镇化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而这种建立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有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当作为城镇化基础的发展范式发生深刻转型的时候,与之相应的城镇化模式,也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包括城市承载的内容,以及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
二是理论方面。现在标准经济学和城镇化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很多方面可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一旦我们跳出传统的工业化思维,从生态文明这个更大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就会给我们的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很多新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可能就出来了。
02
现有传统工业化思维及其局限
第一个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研究思路,它的故事是这么讲的:城镇化代表机遇,城市的规模越大越好;当然城市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大城市病”),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甚至一些专家认为,城市问题本身,也需要依靠扩大城市规模来解决。这个在理论上和证据上,都有很多反例,经验证据不一定可靠。技术能不能真正解决不可持续问题呢?标准经济学当然是非常信奉技术的,但我们有技术进步的悖论和效率的悖论。我们现在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却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可持续困境。效率的提高确实会降低环境或资源的强度(intensity),但是效率提高的目的,是为了扩张消费和生产,以使资本获得更大利润。因此,效率提高本身,并不一定会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很多时候是恰恰相反。
第二个研究思路,讲到可持续问题时,很多人就说,要根据城市环境容量来决定城市的规模,给经济发展施加一个限制。这看起来非常有道理,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超过它的环境容量;但是,当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的时候,同样的环境容量就可以对应非常不同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所以,城市很难有固定的环境容量。如果你的发展内容发生转变,经济增长同资源消耗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脱钩。所以,现在对城镇化问题的很多看法,都未能跳出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框架。解决城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思维。
所谓新的思维,就是要跳出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我给大家看两组图片。这是2015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图片。第一张图片是说,你从窗子看出去,看到一片小树林,你的头脑中会想象是什么?你可能认为周边是一片森林。实际上,看下面这张图片,这片我们头脑中的“森林”,只不过是楼宇里之间一小片绿地。我们现在对所谓城镇化的了解,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只是我们感知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盲人摸象。很多基于这些所谓的“事实”得出的“逻辑严密”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可靠的。
第二组图片讲的是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这个寓言是讲什么呢?一帮囚徒被锁在洞穴里,他们只能看到外面光影投到墙上的影子。他们以为,这个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当有一天一个囚徒跑出去,发现外面阳光普照的真实世界,回来告诉里面的囚徒外面真实的世界是怎样,里面的囚徒断然不相信外面有这样真实的世界。就算他们相信,也无法适应。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城市的时代,我们接受的理论,接受的主流经济学的教育,就像我们待在洞穴里接受的这些东西。一旦有人好不容易跳出现在这个思维框框去思考,我们也难以相信和适应。爱因斯坦说,“我们不能用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来寻求问题的解决”(“We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when we created them”)。所以,要解决现在城市面临的不可持续问题以及整个发展面临的不可持续问题,一定要跳出传统工业化的思维。
03
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生态文明视角
从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视角,类似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变化一样。当我们讲到生态文明的时候,大家脑海里可能想到生态、环境、资源这些概念。当然,这些概念是对的。这是狭义的概念。但是,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对立问题,仅仅提保护环境是不够的,必须要改变环境背后的发展范式。也就是说,从广义上说,它是个新的发展范式问题。当你的发展观念发生变化,你value什么东西,那么你就要用什么样的内容去满足你这个需求。
不同的发展内容对应着不同的资源概念,不同的资源概念又有不同的技术特性,需要不同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因此,它是个系统性的转变。与此同时,不同发展范式,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含义也会发生变化,城市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更广义地看待生态文明,它是一个新的分析视野和价值观。我们在标准经济学里,主要是在“人和商品”之间关系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而生态文明的视野,则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旦你从“人与商品”狭窄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宏大的视野时,就相当于是从子集扩展到全集,从而关于成本和收益的概念、福祉的概念,约束条件、最优化的行为等等,都会发生变化。这样,原先在传统工业化视角下的结论,或标准经济学结论,很多都将会发生变化。
关于可持续问题,标准经济学其实更多的只是予以象征性重视,很多经济学家甚至不认为可持续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认为市场会催生新技术、新材料,总之市场会解决可持续问题。所以,主流经济学研究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就是将标准经济学的方法引入生态环境领域,将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当作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和边缘学科。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
这样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很多研究可持续的学者,由于对标准经济学不满,就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体系,很多做技术的、做自然科学的、做生态学的,做哲学的学者,还有政府部门,他们用一套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思维方式。这样,主流经济学和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学者,他们之间就很难对话。
现在我们必须为二者找到共同的逻辑。这个逻辑,不是简单地将现有标准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方法引入可持续领域,而是从生态环境危机出发,对经济学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价值问题、分析视野进行阐释和拓展。这样,在生态文明新的框架下,经济学和生态环境研究,就可以建立一个内在的共同逻辑。当发展范式改变的时候,城市的空间含义也会发生变化。
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就会对城市和乡村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先看看,标准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是怎么定义城市和乡村的。你可能不记得主流经济学如何用自然语言定义城市和乡村,但你看看经济学模型就清楚了。传统工业化对发展的定义,就是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农业被用工业化的逻辑进行现代化,变成所谓的工业化农业和化学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 chemical agriculture)。对现代化的定义,也是按照西方传统工业化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对现代化的定义,更多的是集中在How,而不是What的问题上。也就是,后发经济如何取得像西方发达经济那样的发展内容和发展水平,而不是去对内容和水平进行重新的思考。
你去看现在发展经济学标准的模型,包括克鲁格曼他们这些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模型,城市是干什么的?城市是工业制造业的地方。农村是干什么的?农村是为工业提供劳动力、农产品、原材料的地方,因为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交易效率不一样,所以它会由此内生出城市规模以及工业品种类数。
如果发展只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视角,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大量的劳动力转向城市,导致城乡的失衡,然后导致地区的失衡,同时导致生态环境问题,因为你的农业是用工业化的逻辑进行改造的。所以,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一定会有乡村的环境问题,整个发展也会有环境的问题。文化也是一样的,工业化后,你的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了,你的文化当然也就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也改变了。工业生产是用基于规模的工业化逻辑来组织的,而千百年来社会的组织逻辑不是这样的,生态环境的组织逻辑也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会导致很多后果的重要原因。
生态文明可能要对很多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包括现代化的概念、发展的概念、资源的概念、对城市和乡村的概念…。我们以前管乡村叫农村,“农村”是个非常工业化视角的概念。“农”相对应“工”。这就意味着,农村只是被视为提供农产品的地方,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的地方。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而不是“农村振兴”。把“农村”改为“乡村”,发展含义就有了实质性改变。这就意味着,乡村是个新兴的地理空间概念,它能容纳很多现代化的活动,不是只有农业活动,也有很多其他非农功能,包括教育、休闲、旅游、体验等。乡村是个地理空间,不再是狭窄的“三农”概念。
现在城市有很多环境问题,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要绿色城镇化。实际上,很多人讲的绿色城镇化,更多的是所谓绿色工业文明的概念,只是希望在传统工业化的框架下,通过引入一些新的技术。这种“绿色城镇化”,是“在城市里建公园”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在城市中建更多的公园,以解决环境问题。实际上,按照生态文明的逻辑,绿色城镇化更多的是“在公园里面建城市”。这意味着,你要在不影响自然的条件下,能够把一个繁荣的城市建立起来,就必须要遵循生态的逻辑。并且,你要去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而不只是用工业“暴力”征服大自然。同时,大自然也会进入到你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里。因此,绿色城镇化是底层逻辑的重构,不只是简单的“在工业时代形成的城市里多建一些公园或绿地”的问题。
随着工业时代向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决定城市化模式的关键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发展内容在发生变化,交易效率在发生变化,公共设施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和供给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未来城市承载的内容及其组织方式,均会发生深刻变化,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定义,都会被改写。所以,我们未来的城镇化会是什么样的模式,现在还不好说,对此应持开放的态度。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未来城镇化,一定不是工业时代城镇化的线性延伸。比如说,既然我们可以基于互联网来开今天的视频会议,就同样可以基于互联网做很多其他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很多经济活动,不再像过去那样,如此依赖于生产要素的物理集中,虽然物理的集中很重要。
谢谢大家!就讲这些,供大家批评。
(来源:本文是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张永生所长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第5场的演讲整理,经作者审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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